常熟收债公司调解被拖欠三年多的101万元工资，以及数十万元经济补偿金

常熟收债公司调解被拖欠三年多的101万元工资，以及数十万元经济补偿金。这场跨越国界、历时三年的讨薪之路，从非洲尼日利亚的建筑工地开始，在济宁市、区两级法律援助中心的合力帮助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农民工出国务工却遭欠薪  百万血汗钱成为泡影

2019年，赵刚等七位农民工一同远赴非洲尼日利亚从事建筑工程安装工作。出发前，他们满怀憧憬，孰料因全球疫情暴发，工期被无限延长。在尼日利亚的日子里，七人仅支取了少量生活费，打算回国后再一起结算工资。直到2021年，思乡心切的他们陆续回国，才发现讨薪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面对恶意克扣工资的承包商，七人只得寄希望于诉讼维权。2021年11月，他们走进了济宁市任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回国以后，内蒙古那家劳务公司（A公司）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扣我们的钱，说施工日志不合格，要扣检测费，机票和签证延期费也得我们自己出。”济宁市任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听完七人的遭遇，意识到案情复杂，当即向济宁市法律援助中心上报，两级中心迅速联动，指派擅长劳动纠纷的法援律师田源牵头办理此案。经初步核算，七人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超过了100万元。

市、区法援机构联手破局  锁定总承包单位清偿欠款

田源与七人沟通后得知，涉案尼日利亚钢结构工程的总承包单位是山东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B公司），其注册地和经营地都在济宁任城区；A公司仅是B公司将该工程分包后临时成立的施工单位，是没有实际偿付能力的“皮包公司”。

索要工资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而劳动仲裁地只能是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而本案劳动合同履行地在非洲，用人单位所在地则在内蒙古。这也就意味着，假如按照常规思路进行维权，即使维权成功，还需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申请强制执行，维权成本太高，最终拿到工资的希望也极为渺茫。

田源仔细研判后，锁定了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追偿。”据此，他制定了维权策略，将A公司和B公司均列为被申请人，向B公司所在地的济宁市任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索要拖欠工资以及各项劳动者权益的方案。

“这样既能规避内蒙古维权的高额成本，又能让有支付能力的B公司承担责任。”田源向农民工们解释说。最终，经过三次开庭审理，田源的代理观点几乎全部得到劳动仲裁委的采纳，取得胜诉。

劳动仲裁终于胜诉  管辖权之争又陷拉锯战

仲裁胜诉没能让田源松一口气，因为他深知，这条维权道路上仍然藏有隐患，那就是“争管辖”的问题。

案件管辖问题作为审判的前置性问题，是案件当事人进入法律救济的前提。当事人发生了劳动争议，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由此便产生了两次管辖问题，其一为劳动仲裁委的管辖问题，其二为不服劳动仲裁的诉讼管辖问题，而诉讼阶段的管辖很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和结果。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任何一方对非一裁终局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均有权在法定期限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就导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分别向对己方有利的基层法院起诉的可能性，进而产生了“争管辖”的问题。

田源未雨绸缪，在拿到仲裁裁决书后第一时间向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果然，A、B公司不服裁决，均在A公司注册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通过“争管辖”将案件移至内蒙古审理，增加农民工维权难度。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田源在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后，即向该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明确表示七名劳动者已于2022年5月13日网上申请立案，5月16日立案审核全部通过，均在两公司起诉之前，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全部采纳代理观点，裁定将案件移送至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A、B公司再次提起上诉，均被驳回，至此，这场耗时一年的管辖权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两年维权之路圆满落幕  工资及赔偿款悉数到账

2023年，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七名农民工的案件与A、B公司的起诉合并为21个案子，集中开庭。此前，田源协助七名农民工收集整理了大量证据，如施工日志、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图等，除去应得的劳动报酬外，还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防暑降温费等各项劳动者待遇一并主张，制作了完备的赔偿明细和证据目录。经过激烈的庭审，最终，法院几乎全部采纳了田源的代理观点。

A、B公司仍然不服，收到判决书后提起上诉。此时，两公司拖欠工资已有3年2个月，农民工们通过法律途径讨薪也已2年有余，维权胜诉固然让人倍感欣慰，但足额支付血汗钱才是他们最为实际的需求。终于，案件在2023年12月迎来二审，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数次组织三方调解，最终在2024年春节当天，将拖欠的101万余元工资全部支付到位，还向七人支付了数十万元的经济补偿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跨国务工现象愈发普遍，而大部分农民工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拖欠劳动报酬的纠纷频发。济宁市、区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全程跟踪案件办理，为农民工提供优质“一站式”诉讼服务，最大程度减少了劳动者维权成本，不仅帮助他们追回了血汗钱，更彰显了法律援助在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中的“兜底”作用。